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西方译论在中华大地遍地开花，各领风骚数年。“一方面翻译界谈外国理论谈得火热，中国的翻译理论受到冷落，另一方面，社会对翻译质量的批评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方译论把重心放在“具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上，而文字的转换技巧则并不是西方学者关注的主要间题。在西方译学名著中，我们还很少能看到这个法那个法的转换技巧的论述”。西方翻译理论从语言学范式向文化范式转变后，研究重心放在对翻译问题的宏观思考上，忽视了微观层面的研究。宏观的翻译研究多关注翻译的外部因素，如赞助人、出版商、主流诗学等对翻译活动的影响；而微观的翻译研究为翻译的内部研究，主要是对语言层面的具体翻译实践的研究。翻译的外部研究开拓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使人们意识到翻译研究不能仅仅把目光停留在两种语言的对比上，还必须考虑到各种外在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但是，随着外部研究的话语权不断扩张，翻译研究现在已经越来越远离翻译的本体。

其实，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各种外在影响总会通过各种翻译策略在语言层面中体现出来，而各种具体翻译策略也必然会反映出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宏观的翻译外部研究固然必要，但不能因此排斥语言层面的思考，不能完全否定具体翻译策略的研究，而应把语文学范式、语言学范式与文化范式的译学研究结合起来。在外汉翻译中，译者首先必须面对译人语的选择。译者不能在文言与白话之间简单地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从中国的整个翻译史来看，翻译实践中几乎不存在纯正的文言或完全的白话。译者只能在以文言和白话为两极的中间各个层面上，依据源文本的需要做出不同选择，以对译原词的意义、原句的结构形式或源语篇的风格。但是，这种选择不是排除了外部影响的纯粹的两种语言间的对应活动，而是基于对各种外在因素的考虑而采取的一系列的决策。把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结合，文化对比分析与语言对比分析相协调，文化学派的研究成果与语言学派的研究成果相综合，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把握文言在外汉翻译中的适用性。合理利用现有译学成果的同时，寻求全面、合理的研究方法，杜绝研究思路的片面和偏执，才能为译学研究的健康和谐发展寻求出路。

中国的译学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对西方译论的复制和搬运，还必须把目光转向国内的翻译实践。从我国翻译史及当代翻译实践中可以发现，文言在外汉翻译中的确得到了应用，这是客观事实，也是我国文学翻译中独有的现象。我们不可能期盼西方学者来对此进行研究和思考，中国的译学研究者有责任把文言的应用性间题纳人我国译学研究的范畴内。因为“中国的翻译研究归根结底其主要任务则是为了促进中国的翻译事业本身。因此，从事中国翻译研究的学者最应该关心的是自己的研究成果是否真正对中国的翻译事业有用”。任何的理论研究都应该以翻译实践为基础，也或多或少地以服务于我国的翻译实践为目的。对文言适用性的讨论应扎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不应盲目地从西方译论中寻求注解，而应从大量的文学翻译实践，详细分析现当代译作中使用文言语体的内在和外在原因，细致归纳已有的成功经验，使语言层面描述和理论层面分析优势互补，从而把我国翻译家的实践经验总结上升为应用性理论。研究文言在外汉翻译中适用性的目的在于：挖掘和利用文言遗产提高文学翻译质量，同时为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