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往往是意识形态的、有明确目标指向的文化交流活动，必须从译人语文化的历史时刻和状况出发，承载其文化建设的需要，服务于本土旨趣。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任务，这与 “五四”先贤当年所面临的状况有很大的不同。“五四”时期的中国还没有走出封建统治的阴影，国力积弱不堪，传统文化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正面临合法性危机。由于文言长期以来一直是传统文化传承的主要手段，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着牵扯不清的关系，因此，“五四”运动的斗争锋芒直指文言，主张废除文言，与传统划清界限，以通俗易懂的白话作为启迪民众思想的工具。当时，翻译活动完全基于学习西方文化的需要，目的在于仿照西方的样式走向现代化。翻译不但是学习和建构的手段，也是批判民族文化的途径。译者大多以源文本为中心，在丰富和建构新国语的口号下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生硬地以汉语白话幕仿西语的形式，驱使汉语走向欧化。然而，今日中国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本土意识和民族热情逐渐开始觉醒，追溯民族文化的源头以及弘扬民族文化就成了必然的要求。

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中之重，因为文化的复兴可以为民族复兴提供精神支柱，增强民族凝聚力。复兴民族文化不但需要吸收、融合和利用全人类的优秀文化，还要靠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前一项工作我们一直在进行，后一项任务也正在着手实施中。学习和继承间并不存在矛盾的对立，我们可以在翻译过程中把它们融为一体。翻译是两个民族文化间的对话活动，译者的任务就在于使整个对话过程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但是，由于中华文化长期处于弱势地位，汉语在文学翻译中总是对西语亦步亦趋地仿效，在异化的翻译策略中逐渐欧化。民族文化复兴的前提条件就是：在文化对话中，译者要以宽阔的胸襟接受外来文化影响，同时也要不断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引进西方文化中具有差异性的成分以丰富译人语文化是翻译的根本目的所在，但是“异化翻译中的‘异质’因素并非是对原作中存在的某种宝贵品质进行清晰无误或不加更改的表现，而是一种有赖于译语语言和文化现状的战略性构建。

对文言在当代翻译实践中的适应性的研究并不是要复古，也并非呼吁回到严复的时代，采用估屈葺牙的古文来翻译文学作品，而是主张创造性地利用文言中一些合理的可利用成分，是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变化后的回归。“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种语言。假如人类的生存需要生物的多样性，那么文化的生存就需要文化的多样性、语言的多样性。一种语言的出现，它一定代表人类智慧的某一方面”。防止汉语在翻译过程中过度欧化以致丧失自我，无疑是当代学者必须警醒的一件任务。另外，任何一种语言总有其独特的审美特点，充分挖掘和发挥其优势也必将有利于提高翻译的质量。提倡在当代翻译实践中发掘和利用文言，决不是感情用事，而是基于现实的需要，以及理性的思考和分析。弱势文化在面对强势文化的影响时，有必要提防可怜的民族主义思想和盲目排外的观点，但更加需要培养文化自信，深化民族感情。毫无疑问，研究文言在外汉翻译中的应用正是对这一需求的反应。“中国翻译理论的构建自然应该是首先为了满足中国文化整体构建的需求” 。中国译论本身就是中国文化建构的一部分，应当符合民族文化建设的需要；把眼光投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手段，是文化建构中自我关怀的表现，也是强化民族自信的需要。立足本国翻译实践中的现象，解决我国翻译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中国译学研究自立自强的体现。因此，研究文言在翻译中的适用性是译学研究者在民族文化建设中的责任和使命。